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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

 

1992年,我参加了一次中俄远东地区民间边贸活动。回到北京,提笔写纪行时,因为联想起三十多年前在莫斯科的童年经历,就把文章定名为《在那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。今天,当我坐在桌前撰写距今已四分之一世纪的“插队回忆录”时,眼前浮现出当年北京火车站悲怆熙攘的送行场面。十六七岁上山下乡,那时的感觉,真是远离父母,远离北京……于是,就把这篇文章定名为《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》。

我在陕北延安地区种过地,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放过羊。按照毛主席当年的教导,我就算是既接受过贫下中农也接受过贫下中牧的“再教育”了。惭愧的是,我插队的时间不长,在后来二十多年的岁月中,多次想回延安、回锡盟而未能成行,绝大多数老乡的名字也记不得了。

但我将终生记得这段历史并真诚地认为,不论今天、明天对昨天的上山下乡运动作何评价,我们这代人都受益匪浅。以我而言,热爱农民(尽管除了写文章外做不了更多),了解国情(尽管十分肤浅),就源于上山下乡。

 

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
悲壮上征途


不少北京知青关于上山下乡的回忆录中,都提到过离京时的情况,有的描述生离死别,有的似乎满怀豪情。可能都对。因为每个学生、每个家庭情况不同,心境不同。但总体而言,我觉得在这两者间中庸一点儿似乎更客观,也就是既有悲凉别家园的情绪,也有壮志上征途的冲动。

我的身分在那个年代是“走资派”子女,因此别说当兵、当工人,留在北京做任何工作,就连去建设兵团的资格也没有,唯一的路是插队。1968年12月22日,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出后,北京市以现在看来难以想象的高效率,把我们六七届初、高中数以万计的学生户口,于一周之内迁出了北京。也就是说,不能超过1968年12月31日,我们就必须不再是北京的居民了。

在千千万万干部家庭四分五裂的局面下,被迁出京,对我们这些中学生半大孩子,并没感到多么严峻;大家关心的是,向学校争取到能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分在一个村,而不被随便组合。这点,我和我的同伴做到了。几个人都是干部子女,父母都是经过战争年代,从根据地进北京的。于是我们一方面对这种发配式的分配颇有微词,另一方面口出狂言:下乡吓不住我们,当年共产党毛主席就是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,而今我们后来人也从农村干起!

1968年底或1969年初的一天,严寒中,到北京站送行的人挤满了站台。运走一火车学生,肯定有几火车人数的亲朋相送。不时从某处人堆里传出哽咽声。我的记忆中,面对亲人、同学、朋友,不论心情多么复杂,大家都没有哭;等到广播催促上车,我们挤在车门、窗口向亲人挥手告别时,多数人也没有哭;直到汽笛长鸣、火车加速驶出北京站,再也看不到站台上的人影时,大家纷纷回到座位,像受了传染似的,一车厢从此不再是北京人的中学生,“哇”地全哭了。可以推想,一火车的知青,也全哭了。


在那远离北京的地方
落户黑家堡


一路上,坐火车,换乘火车,再坐卡车,满头满身黄土高原的土。到了县里,再随着各公社、各大队来“认领”北京学生娃的干部老乡,赶着毛驴驮着行李,步行几十里钻进山沟,住进黑黝黝的窑洞,我们才算悟过劲儿:这下子真成了陕西省延安地区延长县黑家堡公社麻池河大队一户“社员”了。

“接受再教育”是上山下乡的目的,但生存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。寒冬腊月,如果不能吃上饭,喝口热水,也就谈不上生存了。最初,我们完全不会烧灶火,队里派一名老乡为知青户做饭。一个月后发现,不但他的整劳力工分要从我们这些远非“全分”的知青工分里扣,而且国家拨给知青的第一批粮食,也被他用自家陈旧的粗粮掉换了不少。于是,我们请他“打道回窑”,自己不惜“水深火热”,学会了烧灶火,做大锅饭。

空气和水,人存活的前两项“硬件”。在高原上,尽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;水,可得自己下到沟里,一担一担挑了。挑水中出的洋相,引起了陕北老乡对我们这些北京学生娃最初的嘲笑与同情。腊月里下雪,伏天里下雨,那又陡又弯的黄土小路,有时像滑梯,有时像泥石流,空身走路还免不了手脚并用跌跟头,再挑上一百来斤一担水,你就放开想象力去推演我们的狼狈吧!

第一次下沟挑水,我们五个女知青倾户出动,你拿一个桶,她拿一个桶,另一个人攥着扁担,连搀带扶,做侧身状,在被踩实的雪路上跌跌撞撞,像“一个红薯滚下坡”那样出溜到沟底。砸开水面薄冰,没敢装满桶,大约也就七八十斤,由五人中最身强力壮的一个挑着,姿势不雅、左右晃荡就顾不得了,关键是爬上坡度很陡且只有尺把宽的小路,好歹把水弄回窑里。前面一人拉,后边一人推,中间的主要劳力被压得扭扭搭搭。大家都打滑,帮忙的人本该扶着扁担钩帮助挑水的,但却时常不得不拽着扁担钩支撑自己。爬了不到一半征途,终于,弄不清哪个环节滑了一下,三个人和两桶水,扑嗵,哗啦,全倒在了坡上。

这下子,站在窑畔、崖坡上看热闹的老乡知道我们是当真不顶事的,不再袖手旁观。当我们下到沟底又装了一担水,蹒跚返回时,一位中年汉子已用老镢头在最陡的弯道上挖坎坎;当我们踩着新挖的坎坎一步步快爬到窑畔时,上面又有人伸下来扁担,喊叫“学生娃娃拽住上啊”……

女知青在推磨、簸粮、打场甚至砍柴方面,都不比男知青差,唯独在“担”字上,担水、担粪、担玉米麦子这些重体力活儿上受了不少苦,用老乡的话说,“女娃吃亏哩”!两个月后,雪已化尽,路好走了,肩膀也压出来了。当我们每个人可以独立下沟挑水,虽不如李双双的“小扁担三尺三”扭得那么潇洒,却也不再因为害怕挑水而少洗脸不洗脚睡冷炕了,心里那份自豪,抑制不住地漾在脸上。

(待续)



作者李东东,女,汉族,中共党员。1951年8月生于北京,籍贯河北徐水。1968年至1970年在陕北延长县插队两年。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,法学硕士,高级编辑。系全国政协委员,曾任经济日报社特刊部主任、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副书记、国家体改委副秘书长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、副署长等职,现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。

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。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纪实散文集《远离北京的地方》《在张家界的日子里》《李东东词赋辑》,主编《今我宁夏》《宁夏历史名人》《宁夏羊皮书》《夏地民俗》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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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:张如意           法律顾问:李红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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